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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論文

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多樣性

時間:2019年08月22日 所屬分類:農業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是對生物資源進行識別和利用的傳統知識系統。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這類傳統知識顯示出其在科學、經濟、文化乃至糧食安全戰略方面的價值。本研究根據《生物多樣性相關傳統知識分類、調查與編目技術規定(試行)》,對我國青

  摘要: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是對生物資源進行識別和利用的傳統知識系統。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這類傳統知識顯示出其在科學、經濟、文化乃至糧食安全戰略方面的價值。本研究根據《生物多樣性相關傳統知識分類、調查與編目技術規定(試行)》,對我國青海省土族聚集區的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進行了系統調查與編目,并借鑒生物多樣性測度方法,創建了傳統知識多樣性指數計算方法,對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傳統知識多樣性進行分析。

  結果如下:(1)編目現存的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詞條共424條;(2)土族傳統知識的α多樣性指數DTK=0.67,表明其傳統知識多樣性較高;土族傳統知識的βwtk多樣性指數在不同的縣域差異較大,表明其在縣域之間存在差異,在空間上分布不連續、不均勻。本研究利用生物多樣性指數驗證了傳統知識的定量研究方法,說明傳統知識多樣性指數不僅可用于定量研究表征區域傳統知識的多樣性,揭示不同空間區域內的分布特征,還可為未來構建傳統知識的定量研究體系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土族;傳統知識;生物資源;傳統知識多樣性指數

生物資源

  生物資源是指對人類具有實際或潛在用途或價值的遺傳資源、生物體或其組成以及生物種群或生態系統中任何其他組成部分(薛達元和郭濼,2009a)。與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traditionalknowledge,TK)是指土著和地方社區在其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創造、傳承和發展的,有利于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知識、創新和做法(薛達元和郭濼,2009b)。換言之,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是對生物資源進行識別和利用的知識系統,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生物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凸顯出其在科學、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價值(薛達元等,2014)。傳統知識作為從長期實踐中總結的經驗性知識,其在糧食安全(RiveraFerreetal,2016)、生物多樣性保護(Wu&Petriello,2011)、環境保護(Ellis,2005)、自然資源管理和生計可持續發展(李技文,2010)等方面的作用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并被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納入到社會–生態系統可持續研究之中,以彌補科學技術知識在區域和實際運用中的不足(Ostrom,2009)。

  與生物資源相關的傳統知識及其保護是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熱點問題(趙富偉等,2013)。目前對于與生物資源相關的傳統知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傳統知識的基礎調查與記錄。該方面研究主要聚焦于對社區和原住民傳統藥用植物及相關藥用知識的民族植物學的調查和記錄,研究區域集中于印度、尼泊爾、中國、巴基斯坦等地(Senetal,2011;Ullahetal,2013)。第二,傳統知識的價值再發掘。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傳統知識在土著和地方社區應對和適應全球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Lebel,2013)。

  另外,傳統利用的生物資源及其傳統知識在保障糧食安全(Jasmineetal,2016)、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潛在價值,生物資源利用相關傳統知識促進了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持續利用(薛達元,2009)。第三,傳統知識保護和惠益分享。國際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己經開始制定本國專門的傳統知識保護法規或政策,如菲律賓、印度、泰國等取得了很多建設性的成果(車明鳳,2005)。

  國內,代表性的工作主要是中央民族大學在少數民族傳統知識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經對我國一半以上的少數民族傳統知識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編目及相關基礎研究,推進了我國生物資源利用相關傳統知識的保護和惠益分享的基礎工作。

  綜上所述,隨著國際上對傳統知識重視程度的提高,對于生物資源利用相關傳統知識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等都有了很大發展,隨著研究的深入,量化研究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因此,本研究在對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土族傳統知識的系統調查與編目的基礎上,借鑒生物多樣性測算的理論和方法,提出并使用傳統知識多樣性指數對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進行多樣性分析,以期促進傳統知識相關研究的量化表達,為傳統知識的定量研究提供可重復、可借鑒的探索性研究方法。

  1研究地點

  土族為青海省的5個世居少數民族之一,分布于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地處農業文明與青藏高原牧業文明的交錯帶。在獨特的社會與自然環境中,土族人民通過長期的生產與生活實踐,不斷積累、總結和創造了內涵豐富、形式多樣的傳統知識(楊庭碩,2004)。但對于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方面的研究來說,目前缺乏全面、系統的調查和總結。

  本研究以青海省河湟地區的互助土族自治縣(36°30′–37°9′N,101°46′–102°45′E)、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36°43′–37°23′N,100°51′–101°56′E)和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35°45′–36°26′N,102°26′–103°04′E)3個土族集中分布的縣域為研究區域,在3個縣內各選取4個典型代表村落共12個村(表1)對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進行了調查研究。

  2研究方法

  2.1調查與編目

  通過文獻資料查閱和關鍵人物訪談,根據原環境保護部發布的《生物多樣性相關傳統知識分類、調查與編目技術規定》(以下簡稱《技術規定》)對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傳統知識進行分類、整理和編目。

  2.2多樣性分析

  在詞條編目的基礎上,借鑒生物多樣性指數計算方法,提出傳統知識多樣性計算方法。生物多樣性的測定主要有3個空間尺度,即α多樣性、β多樣性和γ多樣性。因γ多樣性涉及區域大陸尺度,與傳統知識的分布區在空間尺度上相差較大,因此本研究僅借鑒生物多樣性指數中的α多樣性(Simpson指數)和β多樣性(Whittaker指數)指數的計算方法,來創建傳統知識多樣性指數DTK和βwtk。

  (1)生物資源利用相關傳統知識的α多樣性計算指數。物種的α多樣性主要是指局域生境內部的物種多樣性,因此,在計算傳統知識的多樣性時,將傳統知識所在的傳統自然村落視為其所在的局域生境,將每一類傳統知識視為物種,則每一類別下的傳統知識詞條數目則可視為物種數。

  3研究結果

  3.1調查與編目

  截至2019年1月,根據《技術規定》,共編目現存的土族傳統知識詞條424個。其中,傳統選育農業遺傳資源的相關傳統知識詞條208個;醫藥傳統知識詞條103個;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技術詞條28個;生物多樣性相關傳統文化詞條60個;傳統生物地理標志產品相關傳統知識詞條25個。

  3.1.1土族傳統農業生物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

  《技術規定》中,傳統選育農業遺傳資源的相關知識指各族人民和地方社區在長期的農業生產中,以傳統方式培育和馴化農作物、畜、禽、林木、花卉、水生生物、陸生野生動植物和微生物遺傳資源所創造和積累的相關知識。

  本研究共調查、鑒定土族傳統利用的農業生物品種資源共201個,其中植物97種,共178個種及品種,動物15種,共23個種及品種(王國萍,2018)①。在土族農業生物遺傳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中,以傳統選育農作物品種遺傳資源的數量最多,占比最大,尤其是青稞(Hordeumvulgarevar.nudum),其品種相比于其他農作物品種較為多樣。

  土族分布地區地處青藏高原東部邊緣,氣候冷涼,因此適應冷涼、高海拔氣候的農作物——青稞成為當地最主要的糧食作物之一。土族人民在青稞品種的選育、種植、田間管理、收獲以及貯藏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傳統知識。

  并且土族人好飲酒,青稞作為土族地區唯一的釀酒原料,具有悠久的釀造歷史,形成了獨特的青稞酒文化。同時,青稞也是重要的祭祀用品,在土族傳統祭祀、宗教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土族民間還流傳以青稞為主題的神話故事如《唐德格瑪》。上述這些都反映出青稞在土族人的生活中不僅作為重要的糧食作物為人們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質原料,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精神和文化價值。

  3.1.2土族傳統醫藥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

  《技術規定》中,傳統醫藥相關知識是指各族人民和地方社區在與疾病和自然斗爭的長期實踐中,通過識別和利用藥用生物資源所創造、傳承和累積的醫藥學知識、技術及創新。通過文獻資料查閱及民間實地走訪調查,編目土族傳統醫藥相關知識詞條共103個。土族民間傳統醫藥是土族人基于對當地動植物藥材資源的認知和了解、對周圍民族的醫藥經驗的吸收借鑒,以及在對疾病理解的基礎上總結出的對于常見病癥治療、養生保健的醫療實踐經驗。

  土族民間醫藥主治的為常見、易診斷的單一病癥,主要是感冒、腸胃疾病、咳嗽等。藥物多為單味藥和簡方,就地取材,價格低廉。經調查,土族聚集區傳統常用的藥用動植物資源共有72種(王國萍,2018)①,其中藥用植物51種,分屬24科41屬,以菊科、傘形科和唇形科植物居多,入藥部位以根和莖為主;藥用動物21種,以哺乳綱為主(12種),其次為爬行綱和甲殼綱。在這些藥物中,既有中醫中傳統使用的藥物。

  如:大黃(Rheum)、黨參(Codonopsispilosula)、柴胡(Bupleurum)、羌活(Notopterygiumincisum)、蒲公英(Taraxacummongolicum)等,也有土族獨有而無史料記載的藥物,如山莨菪根外用治療痔瘡,狼胃、馬藺(Irislacteavar.chinensis)籽治療積食消化不良,貓胞衣治療頸淋巴結結核等,均有療效。

  另外傳統藥用植物中32%的種類為藥食同源植物,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有不同用途,同一部位經不同炮制方法處理后,也有不同用途。土族藥用植物資源利用的相關傳統知識主要涉及主治的病癥、藥性、采摘部位、采集時間以及加工、炮制和使用方法等,傳統知識較為豐富。

  3.1.3與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相關的土族傳統技術及生產生活方式

  與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相關的土族傳統技術及生產生活方式是指各族人民和地方社區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所創造的傳統實用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薛達元和杜玉歡,2014)。主要包括傳統農業生產技術、傳統印紡工藝與技術、傳統食品加工技術、傳統規劃設計與建筑工藝等,本研究共編目土族傳統技術及生產生活方式詞條28個。

  土族分布區地處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過渡區域,在特定的的氣候、土壤肥力、水分等生產條件下,土族人在農作物種植、管理及收獲過程中,通過不斷實踐積累,形成了一套在當地切實可行的農業生產技術及耕作制度,包括燒灰技術、條播技術、糧食打碾技術、倒茬等,并結合當地傳統的農田管理方式,形成了富有當地特色的農業生產和管理的經驗和傳統知識。

  倒茬是當地傳統的耕作制度,人們按降雨以及海拔因素將生活的地區分為川水地區、淺山地區以及腦山地區,在不同的地區,倒茬方式不同。一般情況下,麥類作物的前作是豆類、油料等嫩茬,麥類作物的后作為馬鈴薯等中耕作物,同時密播作物(麥類)、遲播作物(油料)、中耕作物相隔排列,使整個輪作周期的前作作物為后作作物創造有利條件。

  3.1.4與生物資源利用與保護相關的土族傳統文化

  與生物資源保護與持續利用相關的傳統文化是指各族人民和地方社區在長期生產生活中形成的有利于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宗教信仰、傳統節慶、習慣法等(生態環境部,2014),本研究共編目與生物資源利用相關的土族傳統文化詞條共60條(表4)。土族傳統文化在歷史上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因而口傳文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李志農和丁柏峰,2004)。土族的口傳文化種類繁多、特色鮮明,主要有口頭文學、傳統表演藝術、傳統手工藝等。

  《霍尼》為其代表性口傳文學作品之一,是一部反映土族傳統牧業生產和生活的敘事長歌,“霍尼”為土語音譯,意為“羊”,整部詩歌以擬人化的手法敘述了羊的誕生、習性、生產用途、構造以及經歷犧牲的全過程,帶有濃郁的神話色彩。并通篇以羊為題材,將放牧的經驗和知識以及土族獨特的風尚習俗和文化心理等都通過羊來展開,講述了羊的靈魂的最終歸宿,以及對羊的感恩和崇拜心理,是土族人根據其豐富的狩獵生活和畜牧業生活經驗而創作的藝術,表現出該民族對于羊的崇拜、對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對當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具有重要的促進意義。

  3.1.5土族傳統生物地理標志產品及相關傳統知識

  傳統生物地理標志產品及其相關的傳統知識,是指各地方社區人民選育、生產、加工和銷售當地特有或原產生物遺傳資源的知識、技術和工藝(生態環境部,2014)。本研究收集、整理編目了土族傳統生物地理標志產品及相關的傳統知識25個。土族傳統生物地理標志產品及相關的傳統知識中以食品類標志產品相關知識為主,如互助八眉豬、互助蔥花土雞、互助青海白牦牛、大通馬鈴薯、民和冬果梨等傳統生物地理標志產品,是土族人在高原生態環境條件下,經過長期自然和人工選擇而形成的地方特色生物品種資源,這些地方品種具有抗寒、適應性廣、抗逆性強等與當地的生態環境相適應的生物學性狀。

  在品種培育、種植、管理、加工的過程中,土族人積累了豐富而獨特的傳統知識。如民和冬果梨在剛采收時味淡質硬,口味極差,將其采摘后埋于糧倉中,儲藏至冬季則味道甘美。土族地區的生物地理標志產品為土族傳統特色飲食的重要原材料,同時在傳統祭祀、傳統節慶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3.2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傳統知識多樣性分析

  運用借鑒生物多樣性指數所創建的傳統知識多樣性指數DTK和βwtk,來計算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傳統知識的多樣性,并驗證該方法的適用性。

  4結論

  在高原獨特的環境中,土族經過長期的生產實踐,形成了內涵豐富、與高原環境相適應,并在生產生活中協同進化、活態傳承的多元、復合的傳統利用生物資源相關傳統知識。截至2019年1月,我們共調查編目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傳統知識詞條424個。在此基礎上,參照生物多樣性計算方法,創建了傳統知識多樣性指數,并以土族生物資源利用相關傳統知識為樣本,進行土族傳統知識多樣性指數的計算,其α多樣性DTK=0.67,表明土族傳統知識的多樣性較高。

  同時,運用傳統知識βwtk多樣性指數來計算和表征土族傳統知識在不同自然村落的文化多樣性的差異,結果顯示在不同縣域的土族聚集區間,其βwtk多樣性指數存在明顯差異,表明傳統知識的分布相對集中于某些區域,而在另外一些區域呈現異質化分布。根據計算結果可知土族傳統知識在土族地區整體的分布呈現出斑塊化、不均勻的格局。該結論與土族地區傳統知識的實際分布情況相符(王國萍等,2019)。

  由此可以看出,傳統知識多樣性指數可以較為客觀且符合實際地定量表征區域傳統知識的多樣性,及其在不同空間區域內分布的連續性。這對于傳統知識的定量研究具有積極的促進意義。同時也可預見,運用該指數來對比研究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不同區域的傳統知識多樣性,可為傳統知識的研究提供可重復、可借鑒的探索性定量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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